第一篇文章﹕
作者﹕吳雪兒﹑張海山﹑梁珍﹑吳惠林 《新紀元周刊》
2003年7月1日，超過50萬香港人頂著烈日，湧到港島維多利亞公園，參加反對23條立法的七一大遊行，是香港主權移交十年來最重大的事件。（法新社）
香港支聯會主席司徒華為《新紀元周刊》題字寄語港人。（新紀元）
在過去的10年，「一國兩制」承諾是兌現了還是失敗了？當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及制訂的〈基本法〉是否保障了香港人？香港主權移交10年的現狀是中共的恩賜還是港人的爭取？誰是香港的「中流砥柱」？
1984 年12月，中、英兩國簽訂了《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根據該聲明，香港自1997年7月1日起，終於主權移交祖國。中共政權在聲明中向全世界宣告：香 港原有的生活方式及資本主義制度，將維持50年不變。1997年7月，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中共政權承諾香港人50年不變，實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所謂的 「馬照跑，舞照跳」。然而，還沒過5年，中共就食言了，包括推翻終審法庭的裁決，先後三次解釋〈基本法〉。
前香港人權監察主席夏博義回憶當 年九七移交主權後香港的情況說：「主權移交後，香港的情況比很多人想像的要好，很多人以為〈基本法〉只會維持數個月，然後就會變成像大陸一樣，走共產極權 主義；我的好朋友立法會議員劉慧卿告訴我說，我可能是其中一個少數被逐出境的人，立法會議員李柱銘認為我會被監禁。我自己在想，當時我是一個人權組織的主 席，他們肯定不會拘捕我，我的估計沒有錯。」
七一移交主權當天，夏博義擔任一個人權組織的觀察員，觀察了當天由支聯會發起的大遊行，從香港島的銅鑼灣遊行到中環，主題是「結束一黨專政」。
他說：「遊行一開始，氣氛很緊張，因為這是主權移交後的第一次遊行，一位很高級的警官走到遊行隊伍的前頭與請願人士握手。看到這個情景，讓我感到遊行會順利進行，最起碼在短期內香港主權移交前所享有的傳統自由會延續。」10年後，夏博義說，自由是延續了，但正在遭到蠶食。
因為九七問題、亞太金融風暴及董建華的八萬五建屋政策，致香港的樓價狂瀉。圖為2006年在旺角，一個以往最搶手的街角舖位，也空置待出租。（法新社）
主權移交初期，香港人並沒有直接感受到來自北京的壓力，首5個年頭，有人說是「平穩過渡」。說是「平穩過渡」，也不是說沒有風浪。
1997 年7月2日，泰銖受對沖基金狙擊，引發亞洲金融風暴，並引爆香港股災，由房地產和股市支撐的泡沫經濟爆破。香港經濟由高峰迅速下滑，對房地產的需求也同時 急挫，加上當時特首董建華在1997年度香港行政長官施政報告提出的「八萬五」建屋計劃：每年私人樓宇單位、居者有其屋單位和夾心階層住屋計劃單位供應不 少於8萬5千個，希望10年內全港七成的家庭可以自置居所，輪候租住公共房屋的平均時間由6年半縮短至3年。結果，香港樓價在1997年10月 19日的最高峰後的一年間下跌了一半，其後在1999年曾反彈兩成，但隨著「八萬五」時期所興建的樓宇陸續落成，加上種種因素，樓價在其後3年多再下跌超 過四成，在2003年8月24日更跌至谷底。在這5年零10個月，香港樓價下跌七成。
「八萬五」建屋政策是董建華被批評得最多的政策之一，市民普遍認為，「八萬五」建屋計劃是樓價下滑的元兇。當時就有時事評論員嘲諷地說過：「馬克思發明了無產階級，董建華則製造了負資產階級。」
1998 年的「胡仙案」，讓輿論質疑司法當局的公正性。當時的律政司司長梁愛詩以公眾利益為理由，決定不予起訴涉嫌串謀「篤數」虛報《英文虎報》印量的星島集團前 主席胡仙。胡仙案最不合理的地方，是梁愛詩對胡仙的「選擇性不檢控」，只檢控胡仙的下屬，而不檢控同案的胡仙。過去中國是「刑不上大夫」，現在香港卻是 「法不控富人」。更惹人不滿的是，當局對待學生案與胡仙案卻截然相反，保安局對學生採取「選擇性拘捕」，三百多宗沒有申請的和平集會和請願活動，只選擇性 地檢控兩宗，而對象都有大學生。
1999年1月29日，香港終審法庭裁定香港人在內地所生子女無需經中共公安部門審批，即可享有在香港的居 留權。其後，香港政府向中共國務院請求全國人大常委會解釋〈基本法〉。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在1999年6月29日進行釋法，指只有在出生時，父或母已成為 香港永久居民的內地子女，才可擁有居港權。梁愛詩對以上事件的處理手法被批評導致香港法治向下滑瀉。
2000年10月，董建華於其發表的施政報告中，接納所有由教育統籌委員會提交的香港教育制度改革建議。改革的範圍包括課程、評核機制及不同教育階段的收生制度。
層 出不窮的教育改革推行了差不多7年，一直被香港市民和教育界詬病。從事教育工作40多年的司徒華形容教育改革「一塌糊塗」，他批評政府沒有順應香港出生率 下降的趨勢，推行小班教學，提高教育質素，反而不斷興建新校，另一方面又加速殺校，令家長、學生和教育工作者怨聲載道。
雖然前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已辭去官職，但她仍十分關心香港的民主發展。她說，2012年落實雙普選是她和核心小組的首選方案。圖為2007年3月5日由陳方安生領導的核心小組成立。（新紀元）
前香港科技大學經濟學系講師、曾出任《信報》總編輯一職的練乙錚，曾於2005年6月中在《信報》撰寫了17篇文章，名為《浮桴記》，記錄他自1998年起擔任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直至2004年7月5日被革除職務期間所觀察到的問題。
他在《浮桴記》開宗明義：「我不認為這許多的政策失誤，問題都出在董先生或特區政府身上。在政治方面，我認為錯誤的根源主要在於北京處理香港問題時，犯了歷史性的路線錯誤」。
在 經濟失誤上，練乙錚分析說：「港英時代的『積極不干預』，好比古法築橋，政府不必很懂香港和相關經濟的特質、結構和政策參數，已經可以應付裕如……董先生 的介入政策實乃匹夫之勇；他只能倚靠一些他由衷認為是愛國愛港、肯承擔、道德情操高尚的血緣精英和商界奇才；結果董先生推行的經濟政策不僅成少敗多，還為 後來『官商勾結』的指控埋下伏線而不自知，真是可嘆亦復可憐！」
北京處理失當
談到在特區政府政治方面的失敗，練乙錚認為：「特區政府的錯誤是次，北京的錯誤是主，因為影響太強勁了。內外兩害交加在香港的錯綜複雜政治環境上，香港不受重傷才怪。」
他 說：「不是董先生不賣力，而是北京把題目出得太難了。北大人只管板起臉使勁地吹香港的政治冷風 ……大陸上的經濟政策變了，大規模政治運動也服從穩定發展經濟的需要而少搞、不搞了，但異見分子還是抓，香港報刊還是禁，傳媒還是黨壟斷，互聯網頁還是審 查，宗教還是打壓，手段不同而已，政治意識形態裡的命根子還是史達林那一套」。
雖然一般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八萬五，但練乙錚認為，董建華任內最大失誤是推行「主要官員問責制」。
2005年12月4日25萬港人參加爭取普選遊行。圖中紙牌所指的「阿爺」是指中共領導人。（新紀元）
司徒華認為，2003年的七一大遊行算是主權移交10年一個關鍵的歷史時刻，也算是主權移交以來香港民意最重大的勝利。行動不單只是挽回了主權移交後6年的倒退，還維護了「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司徒華說：「香港市民很爭氣！主權移交10年中，香港市民都在反倒退中不斷的壯大了公民力量，使香港社會不會出現大的倒退。」
司徒華又列舉了港人反倒退的2個事例：超過25萬人上街反對政府提出的政制發展方案，以及立法會議員梁家傑成功參加特首選舉。
2005年12月4日，超過25萬人上街要求一人一票普選特首。陳方安生也在遊行人群之中，她表示，自己是以「普通市民」的身份參加爭取普選的遊行。
司徒華說：「反對政改方案是另外一次港人反倒退行為。當時曾蔭權提出政改方案，其實這個政改方案並非民選政制的進步，很多人看不到其中細節的陰謀，該次大遊行支持了立法會內25票否決了政改方案。」
2007 年2月14日，選舉主任馮驊法官裁定，梁家傑獲有效提名為香港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雖然梁家傑最後沒有勝出，不過，司徒華認為整個參與過程在於揭露這個 制度的不合理。同時，香港人也關注了香港的大事，公民力量提高了，又是主權移交以來一次港人反倒退的成功舉措。「通過競選過程，人才知道選舉是怎麼回 事……可以迫使另一位候選人曾蔭權說出他將來施政要做哪些符合香港人意願的事。」
香港「民間人權陣線」召集人孔令瑜於2004年獲得美國《時代》周刊亞洲版選為40歲以下的亞洲英雄之一，皆因她和「民陣」於2003年發起了超過50萬人上街的「七一大遊行」，展示了不可思議的人民力量。
她 回憶九七主權移交時，政府在社會上所營造的是一派慶祝的氣氛：「香港脫離了殖民地的統治，我們回到了自己祖國的懷抱。」然而，孔令瑜卻和很多香港人一樣， 沒有感覺到那份喜悅，她還記得主權移交那一晚：「我有哭，我看到彭定康走的時候，我有不開心。我覺得我不想將自己的命運交給這樣一個政權，因為在『六四』 的時候，它殺了我們很多的同胞。」
07年3月25日，由只有800人組成的選舉委員會成員投票選出新一屆香港特首選舉，由北京欽點的曾蔭權贏出。香港民間亦於同一天舉行全民投票，讓全港合資格選民投票選特首，結果由民主派推薦的梁家傑勝出。圖為梁家傑在民間票站投票的情況。（新紀元）
孔令瑜覺得九七主權移交對香港的市民是一個憂慮，她說：「我們真的活生生地見到很多人的權利被剝削，而香港政府亦都真的不怕告訴你，它只不過是向（中共）中央政府負責任，它只不過是一個小圈子選舉出來的政府，亦很大膽地告訴香港市民，它不是一個向市民負責任的政府。」
孔 令瑜指出，2003年七一大遊行後，北京政府派了很多人來香港「了解情況」。 2004年在籌備七一大遊行有所謂「還政於民」口號上的爭拗是「沒事找事來爭論，（有人）故意挑起事端」。接著有「愛國論」，有很多不同的中共中央官員， 開始很老實不客氣地批評香港的民間運動、香港的傳媒等：「氣氛開始非常緊張，而到2004年七一的時候，矛頭也不再是講是否有07、08普選，因為人大已 經釋法了，大家都好像妥協了，要面對現實了。民陣再喊07、08普選，好像人們不願再聽；也在爭拗人數的問題，轉移了我們爭取普選。」
她續說：「其實（中共）中央政府和香港政府是最不尊重一國兩制的。而香港市民和香港的民間運動，很多時都生活在一個威嚇和自我審查的情況裡面，講每一個議題，都怕觸動（中共）中央的神經。」
不過，孔令瑜指出，從另一個角度去看，「這個政府其實助長了民間力量的興起，亦因為這個政府，它們如此獨裁，也如此小圈子、如此向商界傾斜，其實也令市民的自覺性和反思性強起來。」
孔令瑜觀察到香港的民間社會在健康地成長起來：「正是因為壓迫力越大，其實反抗力亦越大，亦都是市民對現在的政制的反省，對現在社會現狀的反省，我相信很多市民也都是掌握得到。」
2007年6月14日，立法會議員梁國雄在中聯辦門前焚燒吳邦國的複印畫像，抗議吳指特區政府的權力由中共給予。（法新社）
正 如孔令瑜所說，香港的民間力量正在崛起。九七後，特別是出現民間成功反對23條立法事件以後的幾年間，很多香港人不惜「拋頭露面」上街抗議，甚至公然抗 命。其中較為轟動的有支持徐嘉慎律師與港府打官司，反對政府填維多利亞海港的保護海港協會，以及最近一群關心香港歷史文化保育人士為保護天星碼頭被拆卸而 進行抗爭的市民。
如果沒有發生港府不理會民意而強行拆卸有近50年歷史的天星碼頭事件，也許沒有很多人聽過「何來」這個名字。畢業於香港演 藝學院的何來，於去年12月12 日，因反對清拆天星碼頭，在鐘樓附近示威。當日下午約3時，她從電話亭爬上天星碼頭的簷篷，用美勞刀割爛及用手撕破包裹著天星碼頭及鐘樓的大帆布。她其後 被拘捕。6月1日被裁定刑事毀壞罪名成立，判處120小時社會服務令。
這位「天星女鬥士」說，如果要重新選擇一次，她仍然選擇這樣做，她解 釋說：「因為我看到警察還是未動，如果他們是夠機警的話，就應該即時分開工人和示威者……法律賦予我們有權去示威，那我們去示威時，行動是考慮到我們不影 響公眾秩序，既不傷害到人，又要表達到意見的情況下……我們也會想到做到最盡，那是我們的責任，我們去做示威的責任。」
現時何來仍積極參與保育天星碼頭旁的皇后碼頭的工作。最近，政府成功申請撥款拆卸已被評為一級受保護文物的皇后碼頭。雖然政府表示將來會另覓地點重置碼頭，但並沒有承諾時間表。由一些專業人士組成的民間團體向政府建議原址保留皇后碼頭的可行方案，卻只有建議的份兒。
何來說：「所有的技術困難我們已經全幫它（港府）處理了。有甚麼技術困難呢？就是沒有技術困難……他們（房屋及規劃地政局官員）不會考慮。他們從頭到尾的態度就是不會考慮這些方案……政府讓市民去選的4個方案裡面，全部都是重置……」
從街道上店舖的招牌，可看出香港主權移交前後的部份分別。左圖攝於1972年2月，店舖名字都中英對照；右圖攝於2004年7 月，大部份招牌都是中文字。（法新社）
何 來透露，政府還準備拆卸另外25個類似的殖民地建築物。何來指出，民間向政府爭取保留古蹟的最大阻礙力，是背後的政治取向：「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中環發展 規劃裡面，另一個隱藏的議程是（興建）解放軍碼頭，讓解放軍的軍艦可以停泊。他們連自己的諮詢都沒有拿來去問我們的居民，他們就去建這些。因為中英聯合聲 明裡面談主權移交的時候，中環的將來發展是會包括這樣一個碼頭。這是我們最近才知道的，他們最近才講出來告訴公眾。」
讓香港人決定自己是甚麼人
談到主權移交10年的感受，何來認為，主權移交後，香港人有一個身份定義上的思考：「我們香港人要自己找回自己的歷史，香港人是一個甚麼模式的人種是香港人自己決定，不是（中共）中央政府幫他們決定的。」
何 來認為，在一個公民社會裡，應考慮到公民的權利，應該有抗衡政府去做錯誤決定的能力：「如果我們知道政府在做一件錯事時，我們不可能容許以公眾資源繼續支 撐一件錯事做下去。」而香港作為國際城市，何來說，公民權利和政府運作架構之間應該建立一個可以平衡社會發展的機制：「當然這件事是很新。現在起碼暫時未 有，但是不代表我們不需要做。」
主權移交10年，中共人大3次釋法，當中包括否定了港人要求07/08雙普選的訴求。今年主權移交前夕，中 共人大委員長吳邦國於6月6日在北京舉行的紀念香港〈基本法〉實施10周年座談會上發表講話，他說：「（中共）中央授予香港特別行政區多少權，特別行政區 就有多少權，沒有明確的，根據〈基本法〉第20條的規定，中央還可以授予，不存在所謂的『剩餘權力』問題。」
人權法律協會亞洲區執行長朱婉 琪說：「吳邦國有這樣一句話冒出來，他想再一次提醒這個所謂「一國兩制」的一國的身份，一種主權上的宣示，而不是一個法律上的提醒。他再一次要告訴香港人 這個「一國兩制」的本身，是中央給予香港人的一個恩惠，從香港人的角度來講，這是一個很值得注意的人權警訊。這個授權，再次顯現中共想要侵入和破壞一國兩 制的企圖。」
2007年6月18日，香港恆生指數上升565.84點，至21,582.89。一般相信北京當局在7月1日前後宣佈一些利好的政策，以營造七一主權移交日形勢一片大好的景象。圖為6月18日一名股票經紀人正在整理纏繞的電話線。（法新社）
主 權移交周年在即，北京一方面努力營造一片歌舞昇平的氣氛，另一方面，派出大量特務到香港，打壓香港的民主派，破壞法輪功學員派發《九評共產黨》及協助中國 大陸民眾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服務中心，收緊中國大陸及台灣旅遊人士在七一期間來港的簽證申請；又向外輸出中共黨文化，派出解放軍歌舞團在七一期 間舉辦大型匯演，企圖抹去港人對中共軍隊1989年六四屠城的憤懣；無神論的中共更為節目取名為《神聖》，讓人啼笑皆非。
今年警方對七一大 遊行的主辦單位「民陣」亦諸多刁難，除了遊行宣傳品在內地遭禁印且不讓他們上街宣傳外，警方至今仍不肯同意開放3條行車線給遊行人士。更加難以接受的是， 港府以早晚有主權移交活動為由，要限制遊行在3個半小時內完成。孔令瑜相信，這一系列對七一遊行的限制，都是因為受到中共的壓力。
孔令瑜 說：「（香港市面上）周圍都是慶祝主權移交的東西，坐巴士你看到不停地在播放主權移交消息，電視新聞不斷說，又有球隊來了，遊行期間他們來踢足球，然後晚 上又放煙花。我們為甚麼唱這麼大的反調呢？有時我覺得有些事情是應該要做的，就是要去做……今次始終是主權移交10年，而在香港的歷史也是很重要的一刻。 無論只有3個小時也好，3個半小時也好，我們一定要展示我們這一份力量。我亦很肯定，這些壓力肯定是來自香港政府和（中共）中央政府。雖然有9千萬（政府 搞10 年主權移交慶祝活動所花費的公帑）的主權移交活動，但是我肯定他們的眼光和所有事的焦點，一定只是放在那3個小時的七一大遊行。」
1997年7月1日凌晨，香港最後一任殖民地港督彭定康（右）揮手道別。前為英國查理斯王子。（法新社）
香港的高度自治實際上是籠罩在北京權鬥的陰影之下。（Getty Images）
2007年 為紀念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作為先奏，中共從天津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搬出100塊展板，在香港公開展出，冠名為「為中華之崛起——周恩來生平業績展」。 其實，05年12月，類似的《為中華之崛起——周恩來青年時代業績展覽》，就在香港潮州商會大廈搞過，當時不過3天而已，這是一般此類中共宣傳洗腦性展覽 在相對自由化的香港的正常忍受期。
值香港主權移交10周年大紀念，中央又不厭其煩的把周的青年時代擴展為生平業績展，從2月26日起在香港 浸會大學揭幕，預定14天。到期後，又發佈消息，「因觀眾反應熱烈，主辦機構特別安排延長展期」。雖然是個托詞，但這一延就是延到了3月底，足足把14天 的皮繩，拉長到了35天。
周恩來是中共在港澳事務中的首位真正的背後話事人，中共是在刻意祭出周恩來，抬出香港左派的主師爺的牌匾，實際上是為中共建政後負責香港事務的第一位大佬上香。
隨著中共主宰香港事務部門的最高人事變動，有關的香港政策也跟著左搖右擺，無論在五十年代或者是今天都是一樣，因此香港的高度自治實際上是籠罩在北京權鬥的陰影之下。
港共隨北京權棒而舞
香 港真正的代言人隨著中共的權力分配而不斷更替，無論在主權移交前，還是主權移交主權移交後，香港的利益脈絡一向是錯綜複雜，包括外交、統戰、商業、國安、 公安等十幾個中央部委都在其中享有官方和個人的雙重利益，真乃千頭萬緒，但最終拍板者，經歷了周恩來、鄧小平、江澤民，和胡錦濤。每一次大頭領的變換，香 港都無法避免一場大波動，所以說，以目前香港政治制度的條件，香港根本沒有相對獨立的政治元神，其權力和政策都只不過是寄生在中共內部權力鬥爭之下的一條 化蛹。
中共建政後在香港的初期發展，以傳統的「左派工會」為核心。1966年5月，文革在中國大陸展開。國務院原本負責港澳事務的廖承志在8月指示不在香港搞文化大革命。
廖 承志之父廖仲愷乃蔣介石的「同志」，國民黨左派元老，與共產黨極為親密，壯年遇害。1949年中共建國，第一任華僑事務委員會主任委員乃廖承志之母何香 凝，廖承志任副主任委員。至1978年恢復更名為僑務辦公室，廖任主任。廖承志是周恩來手下的紅人，抗日戰爭期間，周恩來在重慶八路軍辦事處期間，便非常 欣賞這位受過良好教育的「年青人」。
1967年1月，廖承志被紅衛兵奪權。香港左派在大陸文革的影響下，隨即展開對抗港英政府的鬥爭。 1967年香港爆發反英抗暴暴動，史稱為六七暴動，亦稱五月風暴，事件由最初的罷工、示威，發展至後期的暗殺、放置炸彈。結果51人直接在暴動中死亡，另 外超過800人受傷。期間香港出現傳言，指北京打算收回香港。後由周恩來傳達毛澤東指示，對香港「不動武」。
整個事件持續到當年12月中，由周恩來向香港的左派下達直接命令停止炸彈風潮，六七暴動亦告終結。
楊光是香港在1960年代左派工會的領導人。他被指在1967年左派工會暴動期間擔任工會的領導人，應該對暴動期間所造成的無數人命損失負責。所以，當香港主權移交後於2001年獲頒授大紫荊勳章（GBM）時，引起全香港譁然，認為有人意圖粉飾過去的歷史。
1967年香港傳統左派發起反英抗暴暴動，造成了無數人命損失，史稱為六七暴動。（Getty Images）
鄧 小平掌權後，廖與鄧理念不合，鄧有意打壓廖，香港便發生了「羅孚冤案」。羅孚任香港具有「黨報」功能的左派《大公報》副總編、《新晚報》（《大公報》創 辦）總編、全國政協委員，有半個多世紀黨齡，畢生的報紙生涯，忽然一夜之間，就成了共產黨的階下囚，羅孚被控有「間諜」之罪名，從1982年到1993 年，被「困」北京10年之久。
當時以羅孚署名的文章與新晚報（偏中性）一起，是唯一被香港社會所接受的來自中方的「黨的喉舌」。這樣一種身 份和報紙，使羅孚在共產黨對香港高層、特別是文化人的統戰工作中，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羅孚被控罪後並未入監，而是被圈在家中，且明確告之，不是真有其 罪，就是拿他開刀而已。
廖、鄧這一仗並沒有真打起來，廖在次年就去世了，但是羅孚在「獄」中經歷了六四事件後，徹底醒悟，走向了與中共對立，出來後成為具有獨立批判精神的知識份子。
廖去世後，由姬鵬飛接手，正好趕上中英兩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互換批准書生效，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正式成立，姬鵬飛以其多年的外交實踐和經驗，被任命為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主任委員。姬鵬飛辛苦5年，搞出了草案，受到鄧小平的嘉獎。
江澤民辣手摧姬
姬 鵬飛沒有料到的是，他這樣的元老級人物卻栽在了江澤民的手裏。據說，有兩個人一直被江澤民惦記著，一個是姬鵬飛，另一個是劉華清。這兩個人在各自的領域裏 人脈都非常深，也都沒拿江澤民當回事。說起來不能怪這兩位老人不尊重欽定的「核心」，是因為江確實平庸無能，樣樣不通。江澤民鼠肚雞腸，誰要說一句看不起 他的話，他是非要報復的。
姬鵬飛是中共外事系統實權派，也曾是接管香港的首腦人物。歷任國務院副總理、國務委員、港澳辦主任、人大副委員 長、中顧委常委，權高位重。姬勝德是姬鵬飛的獨子，提起江澤民來也是出口不遜，這讓江澤民臉色更難看。姬勝德是總參情報機構聯絡部的部長，和遠華走私安主 犯賴昌星私交甚好。而劉華清的女兒是姬勝德的下級，所以江澤民把他們串起來打。
1999年3月中旬，姬勝德在珠海接獲通知，讓他趕回北京玉 泉山參加軍委擴大會議。姬勝德趕到會場一看，發現氣氛不對勁，無人跟他打招呼。接著就被抓起來了，當時大有判死刑之勢。姬勝德出事後，正在北京香山養老的 姬鵬飛曾先後四次寫信給江澤民等請求寬恕獨子姬勝德，免其一死，但遭到拒絕。姬鵬飛絕望之下於 2000年2月10日服安眠藥自殺身亡。
關 於姬鵬飛的死訊，中共官方喉舌新華社只發了一則簡短的消息。江澤民沒有出席他的追悼會，中央軍委、軍方的四總部、國防部也沒有送花圈。但姬勝德母親許寒冰 終於通過元老與遺孀路線為兒子爭得死緩。被關在總參監護所的姬勝德參加完父親葬禮後，感覺前途更加無望，於8月13日用牙刷柄割脈，並吞服70多片利眠寧 （安眠藥），但自殺未遂。姬鵬飛的妻子許寒冰要求江澤民准予其子姬勝德以高血壓症為由保外就醫被拒，又提出每週探望三次、送食品不受限制的要求。又遭拒之 後，許悲憤難抑，於2001年9月14日晚吞服安眠藥自殺，後在三O一醫院被搶救了過來。
九七之後新舊左派矛盾大
鄧進行改革開放以後，香港富豪看到了大陸的商機，隨後紛紛搖身成為紅頂商人。尤其是在九七前後，出現了一批被傳統左派稱為「忽然愛國」的資本家，他們與中共各級官員和太子黨一族在大陸權錢互動，斂財無數。由於緊密的利益關係，港商們迅速建立起一條條直通中央的關係網。
傳統左派和紅頂商人因向中央爭寵而互鬥互踩，而隨著「一切向錢看」的世俗觀的大流行，這些新左派挾財走動，效果當然顯著，傳統左派的理想主義逐漸被置入冷宮。紅色資本家集團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階層，現實主義、利益至上權衡一切。
加上，香港富豪個個通天，香港政商界重量級人物都直接與港澳辦聯繫，向上傳話，較少與中聯辦橫向溝通，令中聯辦的運作有些像老鼠拉龜，無從下手；活動圈子逐漸縮小到傳統左派的範圍內，至消息不靈，誤判形勢，香港50萬人上街，23條立法受挫。
最後中聯辦被收回權力，重新納入港澳辦管理。同樣情形，港商界對董建華治港的經濟狀況不滿，私下彈劾，致使2005年3月12日，行政長官董建華突然宣佈因健康問題而辭職，時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於6月21日獲中央政府正式任命出任特首。
曾幾何時，傳統左派九七前一度彈冠相慶，但中共收回香港後，並沒有出現大量傳統左派人物得勢的情形。這使傳統左派非常不滿且怨言頗多。
原左派陣營人物、香港知名記者程翔替胡錦濤穿針引線，2006年5月31日被判監禁5年，廣受傳媒關注，對左派的信心打擊頗大。圖為香港民間呼籲釋放程翔。（Getty Images）
香港九七主權移交後，曾慶紅在幫著江謀劃權力的同時，逐漸成為香港的新大佬，港界人等紛紛進京拜碼頭，曾慶紅後來乾脆把其弟弟曾慶淮作為文化部特派員送到香港幫著照看，曾以其慣用的特務手法對香港進行紅黑兩道大融合。
香港知名記者，也屬於傳統左派陣營的程翔替胡錦濤人馬在香港搞調查，在曾的頭上動土，結果「羅孚冤案」事件重演。2005年4月程翔被控涉嫌間諜罪在中國廣州被捕，至翌年8月31日被判監禁5年，因而受香港傳媒關注，對左派的信心更是徹底的打擊。
江退位後，胡溫以反腐為名，成功的削弱了江家幫勢力，據傳，曾慶紅亦表示將在十七大全退，香港事務面臨著重組與填充。另一方面，面對黨心渙散，軍心動搖，搖搖欲墜的政體，胡似乎於心不甘，急欲重建共產理論基礎，幾次上中共老區示範。
有消息透露，胡若真正執掌香港事務之後，將重新重用傳統左派人物，傳統左派理想主義的心理情結，對胡來講無論在大陸或香港都有其利用價值，加上傳統左派近年嚴重受傷，急盼胡出掌撫順，重新得寵。
傳統左派和紅頂商人因向中央爭寵而互鬥互踩，紅色資本家集團成為香港最具實力的階層，但有消息透露，胡若真正執掌香港事務之後，將重新重用傳統左派人物，曾蔭權新一屆的領導班子，就啟用傳統左派人物曾德成出任民政事務局局長。（吳璉宥／攝影）
香 港政策利益事關中共各派厲害關係，各省市部委在香港都有自己的利益打算和代表人物，最終的結果也不可能是胡的一廂情願。目前北京權鬥白熱化，鹿死誰手尚且 難說。但從胡在香港10周年大抬傳統左派的紅色掌門周恩來來看，至少胡中央在做姿態性試探，水深水淺有待進一步觀察，但香港被籠罩在中共權爭陰影下的局 面，恐怕還將繼續維持。
第三篇文章﹕
文 ◎ 梁珍 圖 ◎ 新紀元
今年5月13日，數百名香港法輪功學員齊聚在香港遮打花園歡慶法輪大法日，標誌著香港法輪功學員經歷八年抗暴歷程，在一國兩制的香港屹然不倒，為香港自由奠定了基礎。 （李明∕攝影）
人權法律協會（Human Rights Law Foundation）亞洲區執行長、人權律師朱婉琪最近在台灣面見了前聯合國人權委員會酷刑問題專員、荷蘭國際人權專家范博文﹐該官員第一句問朱婉琪：「香港法輪功怎麼樣了？」
談到香港主權移交10年，少不了要提到在「一國兩制」安排下一個很突出的現象——法輪功在香港，以及他們在香港的活動，都是國際社會的好奇焦點。
一個在中國被殘酷鎮壓的群體，卻是中國境內的一個特區的合法團體，他們的活動，他們所遭受的待遇都在見證著「一國兩制」有否落實的一個重要指標。
記錄香港十年大事晴雨錶
今年適逢主權移交10周年，翻開香港大事記，不難發現特別是1999年之後，很多大事都和法輪功緊密相關，法輪功也成為考核香港「一國兩制」的溫度計。
1999 年7月，中共開始鎮壓法輪功，中共在港喉舌一再警告要在香港取締法輪功。2001年初，香港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辭職，據稱和中共欽定的董建華關係不和，其 中包括當年將香港大會堂場地租給香港法輪功做修煉心得交流會用途，以及前中共國家主席江澤民出席澳門主權移交中國活動被法輪功抗議事件。
前港府中央政策組顧問練乙錚在《浮桴記》認為：「陳方安生與中共關係的轉捩點，是1999年底『法輪功』事件……當時陳方安生仍是政務司司長，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法輪功在香港既是合法組織，其一切活動，如不違反香港法律，都在許可之列。這就構成陳的『死罪』。」
2002 年底，港府強推〈基本法〉23條立法，當時憤而走上街頭抗議的45條關注組成員之一的立法會議員余若薇毫不掩飾她的擔心，她說，條例中最受關注的禁制組織 條例一旦通過，法輪功首當其衝將會遭取締。香港天主教教區主教陳日君以「今天鎮壓法輪功，明天輪到天主教」呼籲教徒上街力抗惡法。
與此同時，香港律師界、新聞界等也紛紛出來表達對23條立法侵犯人權的擔憂，最終釀成2003年七一超過50萬人上街遊行反對23條立法。在民意壓力下，23條立法被無限期擱置。
另外，香港法輪功學員在過去爭取法律賦予他們的自身權利過程中就曾經發生過法輪功阻街案、台港遣返案，這些案件不單成為了重要人權案例，其中阻街案更成為港人在爭取示威自由方面漂亮的一仗。
臺港法輪功學員2003年聯合狀告港府非法遣返入境香港的台灣法輪功學員，圖為其中兩名原告，台灣人權律師朱婉琪連同香港法輪佛學會負責人簡鴻章向港府遞交公開聲明，呼籲港府與法庭還台灣民眾一個人權公道。
法輪功勝訴保障示威自由
2002年3月14日，16名法輪功學員在香港中聯辦外和平請願，緊急呼籲制止江澤民的屠殺國內法輪功學員的命令。但在中聯辦向港府施壓下，法輪功學員遭香港警察暴力非法拘捕，更被誣告以「阻街」等多項罪名。
經 過3年多的抗爭，2005年5月香港終審法庭撤銷所有「阻街」罪名。當時香港民主派元老司徒華在《蘋果日報》撰文，對法輪功學員鍥而不捨的和平抗爭表示衷 心敬佩，認為他們真正實踐了「真、善、忍」信仰中的「忍」字。他並讚揚「法輪功學員為香港示威自由打了場不小的勝仗」。香港人權監察總幹事羅沃啟則認為， 這對近年來香港當局不斷收窄的請願空間做出了貢獻，意義相當深遠。
身為阻街案被告之一的法輪功學員劉惠卿表示，「阻街案」重新肯定了香港市 民根據〈基本法〉、根據〈人權法〉的條例，享有和平集會與示威的自由。經阻街案一仗，香港示威環境明顯變得寬鬆，現在每月舉行的香港市民聲援中國大陸勇士 退出中國共產黨及其附屬組織的遊行能夠在港九繁華市區舉辦，也是彰顯了「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法治精神。
臺港法輪功學員2003年聯合狀告港府非法遣返入境香港的台灣法輪功學員，圖為其中兩名原告，台灣人權律師朱婉琪連同香港法輪佛學會負責人簡鴻章向港府遞交公開聲明，呼籲港府與法庭還台灣民眾一個人權公道。（新紀元）
另 一宗備受國際社會關注的案例是，台灣和香港5名法輪功學員於2003年控告香港入境處非法遣返台灣法輪功學員的司法覆核案。這宗案件被認為是台港首宗跨境 人權案。案件背景是當年有近80名台灣法輪功學員持簽證準備參加香港舉行的修煉心得交流會，遭港府拒絕入境，部份人更遭暴力遣返。法輪功學員要求討還公 道，促港府交出入境黑名單。
台灣副總統呂秀蓮於2003年3月2日在總統府主動召開聲援被遣返的台灣法輪功學員記者會上表示，這個遣返事件是香港實施「一國兩制」5年來，人權淪陷的重大警訊與悲哀，並強調台灣人應重視香港政府幕後黑手──中共領導人──迫害人權。
香 港高等法院於今年3月裁定法輪功學員敗訴，目前案例正在上訴過程中。阻街案代表律師夏博義（Paul Harris）對法庭裁決表示失望，並指裁決顯示香港法律對保障國際人權有漏洞：「港府在處理外國人士入境安排上，認為人權公約是不適用的，反映香港法律 不能夠跟上國際標準。」
原告之一的台灣法輪功學員、人權律師朱婉琪表示，上訴的意義在於給香港司法「補考」的機會。她說：「高等法院要面對 的，不只是香港的原告，不只是台灣的原告或台灣的政府，你更要面對你做出一個退縮法治的決定，怎麼對得起千千萬萬在香港土地上曾經為了要抗拒〈基本法〉第 23條立法而走出來的香港人民？』
中共害怕法輪功傳播真相
雖然在「一國兩制」保護傘下，目前香港法輪功學員煉功合法權利受到保障，但中共對法輪功的打壓卻一直沒有停止過，只不過由公開轉為地下，包括香港《大紀元時報》印刷廠被砸，出動中共國安綁架報社工作人員脅迫做特務等。
就在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七一訪港之前，5月的一個月內有2名香港法輪功學員和一名法輪功學員家屬在入境深圳時遭到抓捕，有國安人員揚言對法輪功學員「見一個抓一個」，而尖沙咀的展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圖片及派發相關資料的真相點亦遭兇徒潑紅油漆破壞。
香 港法輪佛學會發言人簡鴻章說，這顯示中共特務的末日瘋狂，他們非常懼怕法輪功學員傳播特別是揭露中共邪惡的《九評共產黨》等資料，「他們害怕民眾知道有超 過2,300萬中國勇士退出中共及其附屬組織的消息，以及中共野蠻迫害法輪功學員，甚至活體摘取法輪功學員器官牟利的殘酷事實。這其中任何一個真相如果昭 示天下，在中國大陸變成廣為人知，都足以導致中共迅速解體」。
在紅磡火車站真相點，法輪功學員向遊客講真相。（李大衛／攝影）
在著名景點黃大仙廟的停車場通道上，法輪功學員長期風雨無阻地在此向大批大陸民眾講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導遊稱之為媲美尖沙咀的星光大道的「法輪大道」。（新紀元）
無論是九龍紅磡火車站的「全球起訴江澤民」 的大橫幅，或者黃大仙廟旁邊導遊口中的「法輪功大道」 ，又或者港島山頂旅遊點的電視螢幕，以及設在各個真相點的退黨服務中心，每天都吸引了大量的遊客駐足觀看。
有美國官員向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負責人高大維查詢關於香港退黨服務中心的情況，因為他們對在中國大陸境內都有退黨服務中心感到不可思議。
法輪功學員在港九鬧市區舉辦退黨遊行活動，揭露中共暴政的種種惡行，吸引了不少大陸遊客的注目。有遊客贊嘆香港言論自由，遊行人士講出大陸人不敢講的話。
在著名景點黃大仙廟的停車場通道上，法輪功學員長期風雨無阻地在此向大批大陸民眾講述中共迫害法輪功的真相，導遊稱之為媲美尖沙咀的星光大道的「法輪大道」。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七一訪港之前，尖沙咀的展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圖片及派發相關資料的真相點亦遭兇徒潑紅油漆破壞。
中共國家主席胡錦濤今年七一訪港之前，尖沙咀的展示中共迫害法輪功的圖片及派發相關資料的真相點亦遭兇徒潑紅油漆破壞。（新紀元）
法輪功學員在港九鬧市區舉辦退黨遊行活動，揭露中共暴政的種種惡行，吸引了不少大陸遊客的注目。有遊客贊嘆香港言論自由，遊行人士講出大陸人不敢講的話。（李明∕攝影）
黃 大仙退黨服務中心的張女士表示，每天都有數十名大陸遊客在那裡退黨（退出中共）、退團（退出共青團）、退隊（退出少先隊）（即「三退」），有的甚至是整車 整團退。退黨服務中心去年曾收到一份大陸民眾帶出來寫有1千名退黨團隊的名單，讓他們很受鼓舞。也有大陸民眾特意找到退黨服務中心義工，哭訴大陸民眾被中 共迫害的事實：「有大陸基督徒對我們講述家庭教會被打壓的事情，還帶出了20多名退黨名單。他們說，很高興香港能夠有言論自由，他們在共產黨的殘暴統治 下，敢怒不敢言。」
而一則以香港講真相活動為背景的勸「三退」錄像在YOUTUBE網頁上點擊量接近10萬次。錄像中，法輪功學員用擴音器 向乘船的中國大陸遊客勸「三退」：「中共就要解體了，由於中共封鎖消息，你們在國內聽不到，我們就是把真相告訴你們，希望你們把這個資訊帶回去，帶給你們 的家人親朋好友，會給你們帶來福分。」
向遊客喊話的法輪功學員鄔太太表示，很多遊客聽到「三退」消息感到震驚，他們在默默思考。她說：「有 的人聽完後，轉過頭來就塞了張紙條要三退。有一個先生和我說，中共太壞了，要當場退黨。他太太不同意，把《九評共產黨》資料搶走了，後來這位先生對我說， 我太太不好，我一定要退，我還要回去以後幫她退。」
今年七一也是「全球退黨日」3周年的日子，全球退黨服務中心負責人高大維特別呼籲中共黨徒看看《九評共產黨》，不要對中共再抱幻想，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加入退黨大潮。
他說：「每天都有中共黨徒在中國大陸因做盡壞事而遭到惡報，這種被天地懲罰的，真實的，觸目驚心的案例，希望中共體制內的人士看看這些案例，在歷史關鍵時刻走正自己的路，不要和中共邪惡為伍。」
他特別對香港法輪功學員表示感謝。「香港作為中共邪黨的一個管轄範圍，能夠把對中共邪黨說不的聲音把它講了出來，能夠把揭露它本質的《九評共產黨》，一批批的送到跪倒中共邪靈面前的中國同胞手裡，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歷史壯舉。」
第四篇文章﹕
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是表像。中共之所以讓香港「一國兩制」，主要在誘惑台灣人民，期待台灣民眾受到迷惑而倒向中國懷抱。（Getty Images）
有 關香港自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中國後開始實施的「一國兩制」，10年來的評論不曾中斷過，大致上可分成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立論。由於中國早就向自由 經濟傾斜，因而經濟面可說一直以來都是「一國一制」，而政治上香港不准「普選」，一切都聽命於中共，與中國內部各省也沒大區別，不也是「一國一制」嗎？所 以，我們不是可以說香港不論在政治或經濟，10年來從未有過「一國兩制」嗎？
我們知道，所謂的香港「一國兩制」，指的是維持主權移交後香港 社會制度與中國社會制度的區隔，以保障香港原有的社會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白話的說，就是鄧小平所說的「香港舞照跳，馬照跑」。不過，即便是這種定義的 「一國兩制」，實質是中央與地方的關係，而香港欲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生活方式不變，必須仰仗中國政府恪守承諾，對香港內部事務不加干預。雖然表 面上中國讓港人治理香港，但特區政府領導人卻由北京首肯，以北京領導人馬首是瞻，世人早已心知肚明。2007年6月6日，中共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香港〈基 本法〉實施10周年座談會，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在會上就公開強調，「香港的高度自治權來自北京授權」，已證明一切！
這幾年，香港政府已有「不 准法輪功學員入境」、「馬英九赴港簽證不准」等等實例出現，而香港內部，香港名嘴被襲擊、被恐嚇要封咪事件；在香港出版的《大紀元時報》曾於2005年因 為印刷商在中共施壓下拒絕繼續承印而差點被迫停刊；2006年2月香港大紀元辦公室被中共雇派流氓進行惡意破壞，新購入的底片沖印機被砸壞；2006年8 月，一直公開為法輪功團體爭取公平待遇的香港民主黨副主席兼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在鬧市被襲……。這與主權移交前的香港迥然不同，但與中國則頗類似。何俊仁就 曾感慨說「北京與特區政府對香港的控制日益細膩，派出的特務更較以往為多，民主前景不容樂觀」。因此，在言論、政治等「非經濟面」的「一國一制」幾年來已 司空見慣，但在「經濟自由」上，卻都還受到高度評價。
《亞洲華爾街日報》和美國傳統基金會公布的《2007年全球經濟自由度指數報告》，顯 示香港已連續第13年被評為全球經濟最自由的地方，也就是說，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前後的經濟自由度保持一致。不過，香港學者對此的解釋是：由於主權移交前的 「積極不干預」政策打下了穩固基礎，例如：沒有貿易障礙的自由港、簡單的商業規管制度、資金自由流動、低稅制、良好的法治制度、保障知識產權、富彈性的勞 動市場等。
可是，就在2006年10月1日香港公民黨舉辦的論壇中，香港學者指出，香港政府近年對市場干預明顯增加，數碼港和建構各種「中 心」的計畫之提出就是證據，若政府處理不善，官商勾結難免出現。對此，《新聞週刊》也有文章指出香港特區政府近年多番干預市場，興建數碼港和與外國公司合 營迪士尼樂園都是例子，而特區政府屈服於工會壓力，承諾設定最低工資，更是政府干涉市場的明顯例證。所以，香港特區政府逐步放棄被高度讚譽的「積極不干 預」政策，應不是空穴來風，如此一來，香港的自由經濟市場特色將逐步減退應可預見，經濟自由度最高排名還能維持多久，值得觀察。
此外，我們 或許不能否認，香港這幾年的經濟成長由谷底回升，人民跳脫苦日子，雖已不復往日繁華，但總算差強人意，亦即港人「雖不滿意，但尚可接受」。不過，我們也必 須細究其因。眾所周知，香港經濟素以服務業為主（約佔86%左右），而中國與香港於2003年6月底簽署、2004年1月正式實施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loser Economic Partnership Arrangement，簡稱CEPA），就可能是刺激因素。
CEPA 的主要目的就是在協助香港提振經濟，由近兩年的香港經濟表現觀之，應有相當成效。不過，要注意的是，CEPA中的「A」 （arrangement），而主導這個「安排」的主子就是中共當局，無怪乎何俊仁會提醒說，香港原有的經濟發展有其獨特性，如今「面向中國」或者說「依 賴」中國後，反淪為中國經濟體的一部分，連經濟命脈都被中共控制，等於是被中共掐著脖子，怎可能會有自主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CEPA繁榮 了香港經濟，同時也帶來了中國倫理道德沉淪的惡習，「欺騙」、「不誠信」的商業行為污染了香港，旅美的中國異議作家曹長青就曾在去年4月底，將親身經歷寫 成短文，將當前兩岸三地的「誠信」水準作對比，他以「台灣人誠實地以低價賣隔夜包子，香港人將隔夜包子當新鮮包子賣，中國人則賣假包子」作鮮活比喻，他也 舉親上館子吃飯實例，感受到香港人主權移交前後服務態度有相當大的落差。
總而言之，香港的「一國兩制」只是表象。最後必須提醒注意的是，中 共之所以讓香港「一國兩制」，主要在誘惑台灣人民，期待台灣民眾受到迷惑而倒向中國懷抱，本應亟力維繫香港的美好過往。只是或許過於興奮，中共竟不自覺的 顯露出「既牽驢又拔橛子」，在還沒讓台灣人民暈眩之前已然露出馬腳。台灣人民實應清醒的睜大眼睛拒絕任何統戰伎倆，更不能對「一國兩制」抱任何幻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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